叶永青的工作室最早就开始说要拆迁，艺术家的反映也比较激烈，甚至有很多人还写信、做论坛抗议。但目前整个艺术区的状况还比较稳定，据说是不在朝阳区这次大拆迁的范围内。叶帅前几天还和朝阳区的区长见过面，问过拆迁的事，得出的结论是：拆是挡不住的趋势。

　　在为拆迁做准备

　　同样面对大拆迁的叶永青对自己将要去哪儿并没有多做考虑。如果能不拆，他自然特别高兴，但他也在为拆迁做着准备。今年他做了好几个展览，按理说今年金融危机，做展览并不是好的选择，但通过这种方式，他把自己的作品都分配去了各个画廊，工作室差不多已经腾空了。一旦拆迁，他就不要工作室，就去跟画廊或者跟别的什么单位签合同，把画廊当工作室用。

　　但他还是感慨，自己去墨西哥看弗丽达•卡罗的工作室，心里很感动。艺术家早已不在人事，但工作室里依旧有他的气息，她养过的猫和孔雀，以及它们的后代还在那里生活，她浴室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伸进头去闻闻里面的香味。这看起来虽然是物质，但是它焕发出来的能量是精神上的，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东西。

　　最大的泡沫就是艺术区

　　叶永青与其他面对拆迁的艺术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曾经是一个艺术区建设的大运营商。在叶永青眼里，艺术市场里最大的泡沫就是艺术区，尤其是艺术家工作室。回过头来一想，从北京四环开始直到机场路沿线，看到的比比皆是的就是艺术家工作室。刚刚毕业的学生也住在这里，每个人都拥有两、三百平米的巨大工作室，景象的确令人感到很惊讶。叶永青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藏污纳垢。其实是发展太快的社会还来不及把这些土地的价值体现出来，所形成的一个发展的空隙。现在土地飞速的上涨，艺术家这样的占有土地资源，其实与自己所生产的价值是不成比例的。”

　　现在所有的艺术区，没有合同是跟大房东签的，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土地的拥有者愿意把自己的土地签给艺术家。土地是在不断增值的，所有人做的都是临时协议，不过是这几年的土地暂时想不到其他好的用途，暂时给艺术家用一用。在使用的过程中，无疑艺术、文化给土地带来了增值，但其实换句话说，这些土地哪怕闲置也在增值，艺术家只不过暂时填补发展的空隙。艺术家都是在跟二房东签约，二房东的承诺是可以无限夸张的，因为他没有法律依据。承诺有什么用？政府规划一来，所有的二房东都躲得远远的。

　　叶永青觉得任何资源都是被分化、有等级的，现在谈的是绝对平均值是不现实的。艺术区怎么样做才能既体现土地价值，又能让艺术能在里面生长？前提就是要分化，不然会造成悲剧。最极端的例子是曾经有一群年轻的云南艺术家，凑钱在索家村租了一间房子，他们为它起名为“候鸟的天空”，这是他们当时的梦想，希望能在北京有一片自己的天空。结果当时哗就拆掉了，二十多个人的钱，转眼就灰飞烟灭。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办法，这种悲剧还会出现。

　　可能很少有艺术家能从这种角度想问题，也有人说这种说法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大多数艺术家想得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诉求，却很少想到真正的艺术区是需要能够长远发展的，也没很少有人帮助政府决策规划一个真正稳定、长期性、持续、公开、能够跟社会对接的艺术区的方式。

　　宋庄是包子

　　叶永青觉得目前宋庄的模式，其实都是从圆明园延续出来的艺术村模式。这就像一个大菜包子，行不行全看里面包的艺术家这个馅好不好。在他看来，宋庄是中国艺术区域野蛮生长的典型代表，完全靠一颗种子影响到周围的人。这里面一方面靠艺术本身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靠艺术家的个人魅力，但没有他们和宋庄领导之间的沟通，宋庄可能不是今天的样子。但问题在于，艺术家是不可控制的。

　　但在叶永青看来宋庄的模式还缺乏可复制性，它太依靠艺术家，一个国家好的艺术家是很稀有的。他很喜欢同样在农村的草场地艺术区的建设方式，它就像一个产业，不但能满足艺术家的需要，还能让周边的老百姓受惠于艺术区的发展。农民很容易复制艺术家需要的生活环境，学着盖更适宜于艺术创作的工作室空间，这个时候，村民成为了建设者，而艺术家作为流动人群是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走或者留而大面积影响这一艺术区的发展的。这种建设艺术区的方式就具有持续性。在叶永青看来，一个好的艺术社区是有标准的，它要能提供给这个城市全新的生活方式，能延长城市的商业运营时间，能提供这个城市它原先不具有的文化，能有稳定的居住人口，而且还能促进就业率。

　　现在的中国，艺术家们千军万马走在一条叫做“市场”的路上，而文化上却像是残疾人。“只有一条腿，永远靠市场，只能跳跃式的发展，跳到哪一天累了就会倒下。两条腿才是长远的模式，但它不会凭空而将。首先需要像艾未未做草场地那样，告诉当地政府，告诉老百姓，什么是艺术家需要的生活，艺术家的生活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不是所有的人天生都要反对艺术家，而是我们带给这个社会的东西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