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当代艺术的希望在哪？我今天把这话说绝一点，不从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有什么希望可谈？”12月13日下午，宝安F518时尚创意园创展中心综合厅，艺术批评家吴味在南方都市报和深圳文艺网联合主办的深圳当代艺术一分钟论坛上，尖锐批判深圳当下艺术环境。他的批语引起在场艺术家的共鸣。
尽管当天论坛设置了4个中心议题，但三十多位与会的深圳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及相关人士却呈现出两种意见分野，一派集中火力批判深圳当下艺术环境，痛陈在深圳做艺术的艰难；另一派则呼吁艺术家放稳心态、修炼自身。两派意见交锋遍布一分钟观点阐述与自由论战两个环节，呼喊、激动、愤怒、冷静……有呼吁者、有慎思者、有批驳者、有旁观者———或许讨论议题本身已不重要，还有争论的激情才是深圳当代艺术可以期待的未来。
体制最热衷
庞大的政治派对和庙会式的艺术活动？
你觉得在深圳从事艺术行业的魅力何在？问题何在？与会者们不约而同地将焦点投射于深圳艺术行业存在的问题之上，表达深圳艺术从业魅力的感受迅速淹没于对问题的探讨中，艺术家王志忠更是以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拉开了批判当下深圳艺术环境的序幕。
莫俊峰（广州美院教师）：深圳艺术行业的魅力应该在打造“深港平台”上，借助这个平台向外拓展文化效应。
苍鹰（艺术家）：嘈杂是深圳的特点，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创作环境。
刘红艺（艺术家）：在深圳从事艺术的魅力何在？距离感。深圳远离当代艺术核心，远离伦敦、纽约、北京，以一种保持距离的姿态去做艺术，尽管自己会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在通往成名的道路上有一段非常艰辛的路要走，但我就喜欢这样。
王志忠（艺术家）：我来做一个愤怒的表态。在中国，特别是在深圳，做一个职业艺术家十分艰难。所谓职业艺术家，就是一群在国家体制之外的边缘人。他们是没有工作、没有社保，又没有基本生活保障，却追求崇高理想的一群人。
他们为人类创造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己却沦为社会最弱势群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体制没有对任何未成名艺术家支持和保护的计划。这个体制最热衷庞大的政治派对和庙会式的艺术活动，愿意出重金支持效忠体制、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老年痴呆艺术，豢养了大批寄生在利益共同体上的伪艺术家。另一种占有了国家艺术资源的是那些根本和艺术不搭边的咬着花扇、画着大红嘴唇、唱着庸俗歌曲的人。
狭隘的利益集团基本上不会支持当代艺术，他们往往视当代艺术为眼中钉、肉中刺，偶尔根据需要来选择性地秀一下装点门面，至于艺术家的生存、处境他们绝对视而不见。
吴味（艺术批评家）：今天我向深圳艺术界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政府的艺术基金都是纳税人的钱，几乎全部用于体制内艺术家，深圳边缘的艺术家无法享用。这种艺术制度是否公正，是否需要改革？深圳为什么不能在全国率先建立民主公正的艺术基金会制度？第二个问题，深圳本土的当代艺术，无论水平高低，都是真正属于深圳的新文化，但深圳官方艺术机构关注的却是外地的当代艺术，几乎对本土当代艺术视而不见，他们的文化良知和责任在哪里？第三，深圳艺术的收藏和消费不是传统书画就是古玩石头，同样对当代艺术视而不见，这种低劣的文化品位还要维持多久？
谷雪儿（诗人）：我接触了很多艺术家，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家创作时缺乏好的心态，太急于求成。当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到认定的时候，立刻变得烦躁不安。
艺术家自省，坚持把艺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政府应如何吸纳民间艺术力量将城市艺术氛围往前沿与先锋方向推进？民间艺术力量又该如何确立自身的发展，参与到城市艺术的营造当中来？这个问题上，意见渐成分野之势，一派呼吁政府大力扶持当代艺术，给予政策、资金资助，另一派要么对政府扶持不抱期望，要么从当代艺术性质本身出发，提醒艺术家修炼自身。
苍鹰（艺术家）：政府首先要培养一种氛围，给予大量关注。很多艺术家只有绘画或摄影的技能，依赖其生存非常艰难。政府应该多关心艺术家的生计，生计问题解决才能有很好的创作。
王志忠：深圳“文化立市”的战略方向以及鼓励创新、推崇创造精神的城市性格和当代艺术应该是吻合的。一个先锋城市应该率先摒弃陈腐的艺术官僚作风和艺术的不作为，调整艺术机构、艺术职能部门的价值取向和工作作风，使大量国家艺术资源汇集真正有活力、有智慧、有社会历史责任感、有创造精神、勇于探索的艺术家。
作为艺术家，我呼吁：所有艺术活动家、艺术机构、媒体、艺术官员及有识之士合力推动当代艺术在深圳的发展。有效利用政府的文化发展基金，联合带动民间资本，在深圳推动建立当代艺术发展专项基金，以市场运作的手段、以艺术收藏的方式，每年至少为一百个当代艺术家提供创作支持；举办有深圳气质的当代艺术展示；设立奥斯卡式的当代艺术奖项，奖励有突出贡献、突出成绩的当代艺术家。深圳将会成为有抱负的艺术家所向往的地方。
李伟民（音乐人）：我从80年代中期来到深圳，我看得非常清楚，大家都在对政府提意见、要求，提得都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如果有时间就做好自己的事情，给政府提这些要求没有任何用处。
邹卫（艺术家）：我相信：“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用真诚的态度去对待艺术，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真诚的生活就可以。
彭捷（华·美术馆策划部主任）：我觉得与其多说话不如多做一点实事，多一点积累，才能够实实在在地走出去。每一个美术馆、艺术机构，多一些实实在在思考问题、做一点事的年轻人，深圳的当代艺术生态会更好一些。
孙涛（纪录片导演）：如果艺术能表达我的感觉、我的情绪就够了，至于这些东西能否给我带来利益都是次要的。让自己玩得开心，别人看见你玩得开心会跟你一起玩，不用搞得太悲壮。
张迅（艺术家）：在这个城市，艺术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你会有一种角色的轮换的感觉，艺术家或商人或设计师。但是，你有一颗艺术的心，你不要去想政府，你只要修炼自己。
陈向兵（深圳大学教师）：深圳艺术家特别是当代艺术家生存的空间比较狭窄，压力比较大，这就需要更多坚持的勇气。因为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当代艺术要是还成立协会一定被骂。你希望官方来关注，它就无法当代、先锋、提出问题。
何振祥（艺术家）：今天的议题，应该由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来发言，实际意义要大得多，现在我们有一点自说自话的感觉。假如这里的一些艺术家有能力去当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从立法的角度来干预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会实在得多。另外，这些议题的设立显示出我们还是有一点浮躁，艺术是自己的事。
文化艺术基金的使用可否透明化？
在经济复苏与艺术市场洗牌的过程中，深圳如何来抢占艺术先机、如何促成艺术立法及建立真正的当代艺术特区的可能性探讨———对深圳当下艺术环境、政府不作为的批判和争论显然耗费了讨论者们太多心力，他们对深圳抢占艺术先机建设当代艺术特区的探讨兴致寥寥，但少量的发言者却让我们看到更深入的思考维度。
于长江（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深圳的艺术发展还是要从其特殊性即深圳的人口入手。深圳的移民多、打工者多、企业家多、美女多，他们的爱、恨、情、仇多，喜、怒、哀、乐多，挫折压抑多。这些“多”是发展艺术的基础。
此外还应抓住四个要素，一是回归乡情民俗为基础；二是彻底的自发性和随意性；三是要有一个逆向化的反事实的状态，不一定要以现在的成功和现状为标准，而是另辟蹊径；四是把现在的艺术日常化、娱乐化，而不是仅仅放在艺术区里面。
刘子建（深圳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所长）：有位专家在深圳大学说过，深圳有一个文化艺术基金。相信这个基金是笔不小的数字。我想知道这些钱用到了哪些地方，做了哪些事情，是以怎样的行政程序和什么样的理由花掉这些钱。这个问题搞清楚就能判断下面三件事情。
第一，这个城市的文化定位是什么，这将决定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未来的发展导向；第二，基金使用过程中的公开性、公平性，它能够反映不同的文化艺术在这个城市是否获得了相同的权利，城市的文化生态是以什么标准来决定；第三，检查我们的制度审计的合理性，是否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审评机制、是否把钱用在实处，为深圳的未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的体制没有对任何未成名艺术家支持和保护的计划。这个体制最热衷庞大的政治派对和庙会式的艺术活动，愿意出重金支持效忠体制、安全系数比较高的老年痴呆艺术，豢养了大批寄生在利益共同体上的伪艺术家。
———王志忠
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当代艺术要是还成立协会一定被骂。你希望官方来关注，它就无法当代、先锋、提出问题。———陈向兵
北京一个杂志社打电话采访我，说深圳艺术的希望在哪？我说我没看到希望，不要说深圳没希望，整个中国当代艺术都没希望，我今天把这话说绝一点，不从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有什么希望可谈！———吴味
其实深圳的艺术家同样可以做一些养家糊口的事支持自己的创作。勇敢地面对生活，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谁都希望搞艺术，但有时候办一个高考补习班养活自己，在其他的时间创作并非不可行，这些经历在个人的奋斗史里最终会演变成自己的传奇。———韩潮
制度不改，深圳当代艺术没希望？
吴味：深圳没有公平、公正的艺术基金，体制外的当地艺术家申请不到。当然，表面上看好像有，例如美协、书协、很多文联协会都有基金，但实际上，边缘的艺术家申请不到，这背后有一个制度的问题在里面。如果没有在制度上突破的话，这些基金不可能真正公平地给所有艺术家所使用。很多本土艺术家希望我来帮忙策划展览，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策划，我两手空空，我没有钱，我怎么做？
艺术机构不关注体制外的本地艺术也是这个城市当代艺术发展现状。深圳的官方艺术机构，有多少能让我们的边缘艺术家在里面做展览的？没有！前几年，几个深圳艺术家在深圳美术馆举办展览，不仅被要求捐赠作品，连水电费都还要向艺术家们收取。深圳的艺术机构没有责任吗？几个艺术官僚把所有的基金全部控制了，边缘艺术家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然，艺术家能否生存下去还是制度外的问题，但体制外艺术家能否申请到国家艺术基金完全是制度问题。
还有城市的收藏取向，我们指望收藏家或民间的艺术消费能够关注到当代艺术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和价值。但是现在，我们的收藏界又有多少在收藏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呢？最滑稽的一个案例，这次艺术节上一个艺术收藏展览的收藏者居然是个普通的80后打工仔，他用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近十年时间收藏了我们深圳的部分当代艺术作品。这太荒唐了！我不知道深圳这么有钱，他们都消费到哪去了，收藏家的眼光不是传统的、恶心的书画就是那些古玩、石头，品位太低了。
于长江：深圳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工商业城市，这个城市还不是很关心文化艺术，注意力不在这里。即便对当代艺术给予支持，也都是从产业角度，例如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他们所说的文化产业重点不在文化，文化只是一个修饰词。当然，并不是说深圳如何虐待艺术家，它不是不支持，只是不太关心这一块。而对当代艺术来说，也不一定要政府或社会提供多少钱，只要是一个场所或一个公共空间都可以。
杜应红（深圳文艺网负责人）：官方有固定的资金在支撑，而在座的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并不是你没有就要争取有，每个人在社会上有不同的角色，也有不同的基础，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计较。
当代艺术家靠政府扶持还是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
吴味：也没有办法去计较，现在国家没钱给我们，自己就要想办法活。其实从今天的与会者身份就能看出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态度，政府相关机构的官员都没有来，我们那么真诚地邀请他们，还是没有来，说明在他们的眼里，当代艺术家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要想办法让自己活好，活好之后再做对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人性有价值的事情。我们边缘的当代艺术家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牺牲的一代人，这个城市的进步就靠你我的牺牲。
谷雪儿：不仅当代艺术家们存在生存问题，诗人也一样，多少诗人流离失所，过着流浪的生活，饭也吃不起，同时又让人瞧不起。但你不可能抱着“我是诗人我就是写诗的”态度要求政府来扶持自己的生活，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这么做。我们首先要做的，还是把作品做好、摆平心态，等我做好了以后，政府请我都不会去，我完全可以撇开他们。
韩潮（艺术家）：我跟很多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交流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全心全意地研究自己的作品，经历了很久才把好作品做出来。我觉得在座的人中，积累的时间还不够，不要去考虑市场的问题，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等待机会。
现在北京不少艺术家除了创作之外还有一些生意，如开服装店、餐馆。其实深圳的艺术家同样可以做一些养家糊口的事支持自己的创作。勇敢地面对生活，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谁都希望搞艺术，但有时候办一个高考补习班养活自己，在其他的时间创作并非不可行，这些经历在个人的奋斗史里最终会演变成自己的传奇。
杜应红：有些艺术家看到地王大厦、看到中信城市广场会觉得“这个地方适合我做工作室”，有些艺术家则觉得一些破烂楼房适合做自己的工作室，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心态也许不是最重要的，艺术家可以在很好的环境里面工作，也可以在很烂的环境里工作，意念环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关键的还是成本要低。
香港的艺术扶持制度是否可以被借鉴？
谢湘南：今天论坛还请来了香港艺术发展局的同行介绍一些香港的成熟做法，看深圳是否存在借鉴的可能。
孙重贵（香港中华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的理事长）：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香港没有文化局，只有艺术发展局，其重视艺术的观念从西方传来，在香港看来，艺术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然，艺术这种东西比较虚，时间长了之后，魅力才会慢慢积累出来。香港的艺术发展局下设很多委员会，文学委员会、电影创作等等，每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是艺术家投票选出来的，你被选为主席就要为选举者说话办事，如果两年之内不能够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下一届就没人选你。这就有效地保证了委员会得设身处地为艺术家着想、服务。如果哪一天深圳也有了自己的艺术发展局，那艺术家们的生活就会好一点。
苍鹰：香港的制度也不是完全能被借鉴，它和公民的素质、精神面貌有关系。而在内地，即便一个维权行为本身没错，但就是有人将其定义为闹事，其他人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终只能自生自灭。如果大家都来找政府，政府能不解决吗？他不解决还能高高在上吗？
当代艺术离不开人文精神，如果抛弃了人文精神，就没有当代艺术。
徐晋如（深圳大学教师）：中国社会在未来几十年之内还将以工业化和商业化为主导，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需要的独立和自由更主要是思想上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前提是解决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我设想大量建设艺术经纪人制度，一些刚出来打拼的或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他们更多地把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而其他的事情都由经纪人来为他们做商业化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