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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刚:1800万的当代艺术十年史  
时间:2010-5-10 21:33:52  编辑:钟刚 来源:钟刚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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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鸟巢东南侧、北京中轴线上的国家会议中心,像一个巨型的集装箱,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收纳其中。这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造价最贵的一次艺术展览。
    5月4日下午,由吕澎、朱朱和高千惠策划的当代艺术展《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在这个建筑体地下一层的两个展厅里开幕。这次展览被视为当代艺术合法化的象征,引发不少遐想。
    艺术家张大力展出的是一批修改前后的历史照片,披露了隐匿在图片编辑的暗房中的“秘密手艺”。其中包括领导人的合影照,照片中人物的取舍,反映了当时敏感的政治氛围。他的这组作品曾在广东美术馆展出,但在画册出版程序中,没能通过审查。
    另外一名艺术家展示的是阴道书法的行为录像,这件作品被一位艺术网站的老板直斥为是“糟糕透了的艺术”,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展览中。
    13000平方米的展厅里,汇集两百多位艺术家的一千多件作品。“这一批作品得以在国家会议中心这样的场所被集中展示,尽管有赖于管理的宽松,也有赖于私人影响力和民间资本的运作,但更主要的是象征了一段历史性的进步”,策展人朱朱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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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国家级”展馆并不那么难进入
    这应该是安检程序最为复杂的一次展览。一位手持邀请函的观众被拦截在了入口,因为他没有同时带上主办方发放的V IP卡。
    出于安保方面的考虑,组委会为来宾印制了两张IC卡,一黄一红,在开幕式和晚宴上对应使用。观众通过了第一道关卡后,还将在展厅入口处再接受一轮安检,有观众接受不了这样的繁琐程序,甚至和保安发生了争执。
    不过,在作品的入场展览环节,并没有出现同样的把关“非常宽松,几乎没有审查”,吕澎对南都记者说。
    艺术家张小涛展出的是几幅描绘集体斗殴的画面,其中的一幅,几栋建筑物中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群中有东西被点燃了,冒出冲天的火苗。画面中色调阴郁,气氛紧张。尽管张小涛将这幅画标题拟作《无题》,但也可以辨认出他的笔下所描绘的正是“石首事件”。2009年6月17日,石首厨师涂远高非正常死亡,当地民众自发“护尸”,引发了一起群体冲突。
    去年,张小涛积极介入艺术区拆迁维权过程中,是艺术家反对艺术区拆迁的“暖冬计划”的一员主将。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多幅映射社会公共事件的作品,这批作品的原型,都是从网络上下载的照片。
    “我并没有感到明显的作品审查,之所以有一部分作品没有展出,也都是因为不在自己手上,卖出去了”。张小涛说。
    张大力的“第二历史”系列在展场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淹没在上千件作品所营造的迷宫中。这一系列是艺术家张大力转型后、最被关注的作品,他通过个人关系进入档案馆,查找历史照片中的不同,最终发现在同样的场景中拍摄的新闻照片,有些人物被“修”去了。
    通过大量的资料查找,张大力注意到,纪念毛主席的图集出来后,照片上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中多数照片都做过了修改,如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的合影,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全都给模糊化了,很多年后这一照片得以“还原”,原来坐毛泽东身边的,是后半生不幸的女作家丁玲。
    尽管是只要出钱,国家会议中心等“国家级”展馆并不那么难进入,但涉及到文化艺术,往往会增加敏感度。在此之前的2009年2月5日,由高名潞策划的现代艺术20年纪念展就被叫停,这被认为是20年前现代艺术大展遭遇夭折命运后,对当代艺术合法化的又一轮重创。
    在策展人吕澎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一直以来都是通过体制外的力量获得支持,争取公开亮相的机会。由他主持操办的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就曾遭到干预。“当时,要求将王广义等八个艺术家的作品拿下不能参加展览,可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将艺术家的300元报名费退回去,我就拿下。金钱就这样临时阻止了意识形态的压迫,市场的合法性帮助了当代艺术的合法性。”
    为了筹备这次展览,吕澎共募集到了1800万资金,是2008年的广州三年展的所有花费的三倍。
    2
    掏钱!
    你得让赞助人得到回报
    在5月4日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吕澎特意穿上了一件全新的中山装。他在同一天里,三次登台发言,每次总是有意地将时间往1978年追溯,“如果没有当时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改造历史展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投入最大的一次艺术展览。”
    按照最初的计划,展览原本打算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举行,广东美术馆甚至专门腾出了展期,等待这个重头展览的到来。“因为偶然的原因,我们接触到国家会议中心这个空间,当时收到的作品也非常多,需要一个大空间来展示这些作品”,吕澎说,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就要做大。
    “金融风暴对当代艺术有很大的冲击,如果我们缩减成本,控制开支,更加会让人失去信心”。当时最先的预算是800万元,后来升到1000万元,最后达到了1800万元。策展人朱朱说,吕澎是一位有非常强的现实操作能力的人,他能够说服赞助人在金融风暴下拿出这么多钱办这样一个宏大的展览,非常不容易。
    “在场馆方面,在出版物方面,在宣传方面,在展览的所有环节上,我们几乎都是不计成本,力图做到最好”。朱朱说。
    嘉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一律入住国际会议中心旁边的四星级酒店。在房间里,可以望见开阔的奥运公园。2008年,艺术家蔡国强的“大脚印”曾从这条中轴线掠过。蔡国强的作品没有出现在这个新世纪十年的当代艺术回顾展中。尽管蔡国强是在海外最具声名的中国艺术家之一,而且在2000年到2009年里成为第一个进入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个展的中国艺术家。但在策划人吕澎眼中,这些并不能说明他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有多重要。
    这个展览的高调亮相,在艺术圈里引起了诸如抢占话语权的质疑。甚至展览还没有开始,就遭到了批评。
    吕澎将这次展览称之为一次听证会,即使如此,他不断受到质疑。在展览开幕后的5月5日下午,年轻的批评家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了一场青年批评家论坛,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活动主办人吕澎,并质疑其立场和动机。坐在一旁的吕澎,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他一直遭受到的批评,是在这个展览中牟利,在做一桩生意,为了让赞助人得到回报,这次展览也更像一个艺博会。吕澎对此毫不避讳,他对学术和商业两种游戏规则都理解,知道应该如何利用市场手段来为艺术和学术服务,也知道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将事实上带来更好的经济收益。
    “谁都知道金钱与权力的结合具有可怕的破坏性,可问题是,在现有艺术体制完全不支持当代艺术的情况下,我们将怎样工作才有可能既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又避免资本与市场的毒害?这就需要我们充满智慧与理性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实践中找出更加有效的办法。”吕澎说。
    3
    找钱!
    拿一本中国护照就有机会变成印钞机
    南京诗人朱朱是受吕澎的邀请加入策展团队的。2007年,他在当代艺术市场最巅峰的时候开始成为一名策展人。在朱朱看来,这个十年里有无数的展览而无运动,有众多的艺术家而无流派,有不少令人难忘的作品而无“纪念碑”式的创作。《改造历史》这个集装箱式的展览,简单而言就是回顾和书写新世纪10年的当代艺术历史。
    “这是先锋艺术的影响力不断扩散与纵深的十年”,在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最高点时介入当代艺术策展和写作的朱朱,对此深有感触地说,1990年代结束后的中国当代艺术,一度处在令人目眩神迷的高潮和油门踩到底的疯狂中。艺术家徐震的一件作品,十分精准地隐喻了这个十年的视觉艺术史。
    “2004年10月,上海美术馆尖顶上的一座大钟被拨快了,以60倍于正常的转速在那里旋转,引得过路的市民打电话给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后者派工作人员来进行修理。这些市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件由年轻艺术家徐震所创作的装置作品,而‘装置’一词对于艺术圈以外的中国公众而言,仍然显得相当陌生。”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艺术家们都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多的物质收益与集体关注。新世纪之初,诸如方力钧、张晓刚等人单幅作品的最高价格大约在二三万美元,而在短短的五六年之间就翻了100倍甚至更多。
    在新一代艺术家之中,尹朝阳于2000年创作了一幅作品,后来“以物易物”用作品换了一台旧空调。而到了2005年左右,他相同尺幅的作品已攀升到30万美元。
    勃兴的市场推动了新生代艺术家的集体出现。随着市场的不断升温,就连艺术学院的在校生也得以签约,被迫不及待地包装上市;此前已经转向了广告设计、书籍装帧乃至其他行业的美术学院毕业生们也开始重新回到艺术生产的行列。北京仿佛变成了1930年代的上海滩,从各地走来的艺术爱好者们企望在这里赢得冒险家式的成功。不仅是在北京,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里,当代艺术的展览、画廊、艺术家园区也到处可见……
    相对于这种狂欢节式的氛围,艺术本身的进展并非那么激动人心———2008年1月,受邀颁发当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的前瑞士大使希克接受访谈时,谈到了市场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过分操控、独立批评的缺失,以及发生在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危险,“很多艺术家——— 有些可能以前是很优秀的艺术家,开始复制自己甚至复制别人。这是三流甚至四流艺术家才干的事情。”
    朱朱记得,这位在上世纪90年代被认为是“唯一买中国艺术品的西方人”的收藏家半带嘲讽地表示,他已经买不起中国艺术品了,因为在这里,所有作品的价格都在飙升。同时,他认为中国的艺术家未能真正地把握住现时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丰富形态,创作出相应的好作品来,相比之下,“西方很多艺术家都没有中国艺术家富有,他们的艺术很棒,他们只是缺少一本中国护照”。
    “一味地强调艺术生产应该脱离市场是危险的,这会将那同样的审美实践局限在没有意义、没有含义、独立于社会政治条件的空间,而正是这些条件确立了艺术自身的性质和存在”,这位诗人不无诗意地说,改造历史——— 就是像雄蜂一样从记忆之中采集花粉,就是从时间的云烟里再次提炼出信念、火焰与激情,就是不让历史重新成为冷漠、无知的地平线。
 
改造历史中的吕澎
    改造历史展显然也打有吕澎的深刻烙印,这位四川人一直伴随着不断的争议,他的艺术史书写,被认为是在获取“历史的利益”,而在由他主持的青城山美术馆群,也有人批评就是一个文化地产项目。
    “我非常佩服他的运作能力”,青年批评家鲍栋说。
    出生于1956年的重庆的吕澎,在四川师范学院读的是政治教育系,在85美术新潮时期,他的工作是《戏剧与电影》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吕澎第一个最具知名度的展览,是1992年在广州举行的广州双年展,吕澎出任艺术支持。
    吕澎的好友肖全在他的《我们这一代》中,曾记录了当时的吕澎,那时,39岁的吕澎对自己的生意充满信心,“他习惯性地握紧拳头,在空中用力地晃动着:明年你,最多再坚持到明年,我的公司就全面展开了,我就可以飞起来了”。当时,肖全就感叹吕澎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并相信一个人要变,变成什么样,在相当程度上,是要看这个人腰杆上有多少钱。
    在改造历史的展览现场,肖全依然像18年那样到处晃动,“吕澎干活了,我当然要来帮忙”,肖全说。
    曾经担任过《艺术·市场》主编的吕澎,一直是艺术走向市场的积极鼓动者,他认为,当艺术家有了大量的展览机会,当艺术家不断获得这里或者那里国内或者国外的荣誉与奖项,那么,曾经千万个美术工作者追求的展览和奖项就变得丝毫也不重要了,这是今天美协的展览仅仅对体制内的艺术家有吸引力的原因。
    “对于那些冲杀在市场经济领域里,而没有任何机构给予保障的艺术家,市场本身就是支持,就是条件,甚至就是展览,就是荣誉。事实上,市场是真正的时代竞技场,所有真正的艺术家,自信的艺术家,纯粹的艺术家,几乎只能在市场中去寻找。”他始终相信这一点,不相信没有利益的学术。
    “现在很多批评家都强调警惕金钱对学术的影响,其实,这是非常虚假的观点,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要钱的,无非是几万块钱和几十万块钱的区别,15块钱的学术是学术,1500万的就不是学术了吗?”让吕澎感到失望的是一批青年批评家,他们因为利益,完全丧失了判断。在筹备展览中“我们请了20个青年批评家提名艺术家,每人提10个名额,最终交上来的有150多个艺术家,可见他们没有共同的价值判断,他们在混乱的标准中角逐利益,这是我感到最失望的。”
    在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批评家彭德看来,批评界对吕澎的操作方式的负面批评,是合理的。“不过,当他受到很多人的批评时,我认为应当有人出来为他说话,可惜没有。在中国,只要你做事,你就会挨批;做得越大,批得越烈。我想在倡导直率批评的同时,也应当鼓励真挚的赞扬,否则美术界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圈子。
    “吕澎并不是一个可以将自己关闭在书房中的知识分子,他热爱行动,也总是事务缠身,对他来说,古代文人的园林生活是他在劳累、烦躁的状态之中的一个甜蜜的梦想,一个乌托邦。他经常会自我许诺,要在明天过上那样的生活,但第二天他又会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到事务之中。”让朱朱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威尼斯双年展期间“我们俩人在威尼斯一条小巷中的酒吧闲谈,他忽然说到自己就像穿着红舞鞋,必须不断地跳下去,这是他的一幅自画像,同时,也是在我们这个充满剧变的年代里每一个人处境的隐喻”。
    “吕澎擅长调动资本的力量,将各种不相干的人纠集在一起做一件彼此都感兴趣的事,同样应当值得赞扬。其实吕澎的身分并不独特,很多策展人的处事方式都同他差不多,只能说他的作为比较突出而已。”在这次展览期间,彭德就注意到,率先批评吕澎的是王林,两人的争论属于学术之争。《改造历史》展出之前,吕澎邀请王林出席展出活动,王林专程看了展览。彭德认为,来而不往非礼也,两人的表现都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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