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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支撑香港创新 内地创意产业不学无术  
时间:2012-8-30 10:48:14  编辑:雷金玉 来源:搜狐文化客厅第0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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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学习当公民 微博是靠谱的平台

       搜狐文化:您的新书《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我看过,非常好看。在本书的《自白》一篇里提到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小区做调研,说当时参加的公证会80%充斥着似是而非、言之无物的废话,但“民间不会放过三分钟做主角的机会”,你称之为低档的政治角色和低劣的演出。这些是不是市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荣念曾:我觉得在民主发展过程里面常常会有这个情况,每个人都说民主民主,我要有机会讲话,我一定要抢机会讲话。可能他也没有什么内容,他就是要抢这三分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会在三分钟里将你的概念讲清楚。但是在一个实现民主的过程里面,很多老百姓他们还没有这种训练,所以就会有时候胡扯三分钟,你坐在那里忍受不同的人讲这三分钟,有一点痛苦。但是在他胡扯的时候,你看他穿什么衣服,他讲话的语气怎么样?节奏怎么样?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这个经验蛮好。

      搜狐文化:您当时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然后现在又是如何看待的?

       荣念曾:前一个问题上面我已经说了。现在人们借媒体把话说清楚,说不清楚是不是在浪费媒体资源?我看微博时有种感觉,微博里面好像满满都是字,细看有些其实没什么内容;有些对别人来说很重要的内容,对我来说不太重要。但是因为有了微博,大家可以平民化了,大家有机会,有平台展示一下,讲讲话,就好像每个人有机会办杂志,每个人有自己的平台讲自己要讲的话一样,这个过程其实蛮有趣的。

 

  香港人懂得捍卫自己的价值观

      搜狐文化:您1979年回到香港,当时香港的创作环境怎样?

       荣念曾:我觉得创意来自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地区如果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此地基本是没什么原创能力的。而批评与自我批评通常来自比较。香港一向都是个非常有趣的、跨文化的地区,这一点有利于创作。当然,其大环境不太稳定,对创意氛围也有所损伤。

      搜狐文化:1979年的香港,其环境与现在相比有什么区别?

       荣念曾:1997年至今,香港一直处在变化过程中,而其中也有很多文化推动的成分。香港人过去觉得必须弄清楚自我定位:先是中国人,亦或先是香港人?是中国的香港人,还是香港的中国人?但我觉得其实很多问题并不需要分什么人,比如环保,我对香港、对世界都有一份责任。

荣念曾

       搜狐文化:在您看来,香港回归这十几年里,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各自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荣念曾:两地相互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比如,香港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心态的地方,香港人在生产生活乃至平常说话中,由一种文化到另一种的翻译都时刻进行着,这提供了很多创造空间。香港由于很早就在世界文化大环境中交流合作,因此在语言、文化方面,面对世界,没有彼此孰高孰低的心态。我觉得国内在这方面自卑跟自大只差一条线。在这一点上,香港的状态对于内地很有借鉴意义。

       搜狐文化:在您看来香港文化的特质是什么?

        荣念曾: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我们常说中华文化,属于中心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稳定的、绝对性的。而香港一直是边缘文化,变化的多元特征明显,这种文化中拥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特质。

       搜狐文化:您对97年前后那段时间香港强调的“中华为本”如何看待?

        荣念曾:香港一直都以华人为主,也保持着自己的中华文化本质。但香港除了中国人,还有很多印度人、欧洲人,他们往往几代都居住在香港,在过去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也没有说要“英国为本”,那么强调“中华为本”,将置这些人于何地呢?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其实“一国”本身也是含有多种文化的。

         搜狐文化:当时香港文化界的主流思想对此持何立场?

        荣念曾:在香港文化界,当时很多人都并不认为香港一定要立刻调整到某一种价值观念上去,他们更认为这是一个过程,只是在那个特殊时刻香港多了很多选择,人们可以从中更好地思考自己在文化上的定位。我自己觉得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香港人思维的出发点往往是以人为本,而很少会特别强调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种价值观念。

当然,在根子上,香港人觉得自己的历史是与大中华地区连结在一起的。

 

   内地文化创意产业挂羊头卖狗肉

       搜狐文化:香港近几年与内地频繁交流,您觉得交流深度如何?

       荣念曾:两地民间的交流是很频繁,因为大家都希望多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但民间行为与官方行为是两码事。我个人觉得,包括澳门在内,各地民间与官方的交流、合作还可以更加灵活、渠道更多一些,特别是文化界之间,交流得可以更有创意一些。

        搜狐文化:我曾与台湾的一些戏剧人聊到“北上”的话题,他们认为台湾戏剧北上主要是因为内地的钱更好赚。您看香港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荣念曾:我自己做的事实验性较强,不太能与市场直接挂钩。我个人觉得,一天到晚谈市场很无聊。我非常明白经济的重要性,我也明白文化创意产业有上游有下游。上游原创性、实验性较强,往下游开始偏消费,开始与市场发生关系。而市场也是多元的,有些是先锋的市场,有些是大众的市场,面对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策略。但是一谈市场就容易将事情简单化。

        可能内地一些人有时喜欢听别人说看重内地的市场,好像这样能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价值。但我觉得真正的文化人不应该看重这个。我们其实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批评经济,批评教育制度,同时应该多从文化角度去讨论我们的媒体到底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这种讨论多些,文化才容易发展。

       搜狐文化:您怎么看这几年香港电影的状态?

         荣念曾:这几年香港电影确实不复上世纪80年代的风采了。当年香港电影带动了很多新浪潮,是因为很多求学海外的人回到香港,带动了电视业,也带动了香港电影。也是在那时,李小龙效应开始显现。当然,李小龙效应在第三世界以及第一世界的少数民族中的影响更大。如今的香港电影已经跟内地电影业密切合作了,双方早已开始了磨合。现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原创在哪里。

        现在整个亚洲地区的电影,我们都能看见韩国是走在前面的,那是因为韩国于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投入很多资源,让很多留学生出去学艺术,那时你在欧洲一所艺术学院里碰到十个亚洲人,就有八个是韩国人。他们回去后,开始发展创意产业。我们常说韩流,它背后有很长一段蓄力铺垫过程,不是突然之间跳出来的。

       搜狐文化:内地这些年来比较热衷于投资文化创意产业,你对此有何建议?

        荣念曾:内地现在投资文化创意产业教育,但并不明白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发展中的问题很多,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挂羊肉卖狗肉。

        现在的问题,一方面,搞创意的人多数没有产业概念。发展创意产业不是让他们去做生意,但是他们也应该多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搞产业的人一点文化创意都没有,我们的领导对文化创意产业也是一知半解。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们了解得更全面一点。

       英国、丹麦、欧洲、芬兰都走在文化创意产业最前锋,亚洲除了韩国,台湾也经过十年讨论,通过了文化创意产业法。这里面有很多信息值得我们参考。

我们前面说过不学无术。我们应该学一下周边,包括它们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再看看自己。我们不需要自大跟自卑,实事求是一点;不能只有一批口号,那很可怕了。

       我们的大学、研究院也应该多做些研究与发展,没有这个理论基础和教育基础,再怎么讲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都是白讲。

       有时我觉得,内地的文化创意产业现状,可能与我们的文化习俗本身有关系。现在内地缺乏批评文化,一批评就担心会不会又回到批判,批判会不会又变成批斗……

 

  民间组织缺席监督 官商勾结则难免

       搜狐文化:看您名片上有那么多头衔,有民间机构的,也有官方机构的,您怎么看民间文化机构和官方的关系?

       荣念曾:我们常说整个社会由三部门组成:第一部门是政府,第二部门是企业,第三部门是民间组织,三部门的互动、合作很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三部门应当是比较平衡、互相制约的。

       如果政府太过独大,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就会因为资源太集中,失去发展活力,我国就曾经有过这个教训,后来推动经济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政府、企业强势到一定地步就可能出现社会分配公平问题,这就需要第三部门发挥作用。

       不过,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中,有时民间组织是缺席的,因为政府也在扮演着民间的角色,所以现实往往变成企业与政府两者之间的事,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官商勾结问题。在香港,民间组织就是监察政府和企业之间有没有官商勾结,如果有,我们就提出来,媒体也有这个责任。香港有个廉政公署,什么人都可以到里面去投诉,包括投诉高官。在这方面,我想廉政公署可能是内地需要学习的一种机构。

 
 

       另一种机构,香港有,国内也有,即消费者协会,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职责。我觉得消费者权益同样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元素。

      我觉得,这两个机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

       搜狐文化:就您了解,香港的民间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内地有什么不同?

       荣念曾:香港是亚洲地区NGO、NPO(即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另一个是菲律宾。民间组织只须去警察局注册一下就可以运营了,至于这个民间组织是文化性质还是教育性质的等等,可以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解释清楚。而在其它地区,这件事就比较复杂,审批过程会很繁琐、很官僚。

        内地的NGO、NPO概念,真正开始讨论是在2000年的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NGO研究中心,开始研究其法律上的可能性。当时我也很明白,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与政府和民间之间相互有多少信任有关。而信任不是盲目的、感性的,大家必须一起合作才能越做越好,所以在内地,这事首重法律,大家按照法律去做才能越做越健康,否则还是会变成人治。这对内地也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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