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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斥媒体误区:新闻观念扭曲 刻意逢迎  
时间:2012-6-11 11:15:28  编辑:深圳文艺网 来源:深圳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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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嵩摄

宋 嵩摄

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需要培育;记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间,要有一个默契,彼此都守住职业的边界。

大学靠民众的税收支持,尤其像北大、清华等名校,如何花钱,是否有效率,更需严加监督。

当今中国,职业精神的剥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官员读博,学生打工,教授走穴,老板讲课,好像是“全面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提醒

大学和传媒不能一团和气,应该彼此监督

当今的中国人,见了面总习惯说“拜托拜托,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听起来像走江湖的。这种习气在大学和传媒之间或多或少也存在着。

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这些年来时有高校校长论文抄袭的丑闻,这可是中国大学的耻辱,本应刨根究底,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现在的中国大学,尤其是名校,公关能力都很强,有时候媒体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想追也追不下去。我有些担心,某些中国人是否已经丧失了“自我清洁”的精神和能力?

说实话,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体制上高校改革不能令人满意。工厂企业在改,政府部门在改,相比之下,大学“安静”了许多。因此,为了推动改革进程,在大学的自我反省之外,媒体有责任代表公众监督大学。因为,大学是靠民众的税收支持的,尤其像北大、清华等名校,他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何花钱,是否有效率,更需严加监督。

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形势很严峻。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第一件事就是辞退在大学兼职的官员。在蔡先生看来,这群官员虽给学生将来的求职带来了便利,但专心治学的风气也会因为旁骛太多而败坏。如今,邀请官员兼职的潮流折射出中国大学的特点不讲原则、缺少精神、没有尊严。对于这种价值取向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媒体应有所洞察,发挥监察器和纠偏器的功用。

而大学对于媒体的监督,也是有例可循。以北大中文系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汉语课专门找《人民日报》的病句,而且,过一段时间就整理一份给报社送去。

当然,如今媒体的问题,不仅仅是出在遣词造句上,更严重的是新闻理念的扭曲。最近几年,我不时受到媒体“标题党”的困扰。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的文章,结果经网络媒体“润色”之后,题目变得有些“刀光剑影”了《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 误尽苍生》。

有些媒体还有一种心态,那便是刻意逢迎。须知新闻报道也是文章,也必须有自家立场。问题在于,目前不少媒体人只是把报道当作信息,还掺杂着媚上的情愫,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既然如此,大学与传媒应该互相监督。

病因

因为缺失职业精神,很多人的“主业”冷冷清清,“副业”热火朝天

很多人都在探究,中国的大学和传媒,因何得病。对此,众说纷纭。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职业精神的缺失。

这20多年来,我明显感觉到,记者的素养在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记者,采访时很认真,报道也像样,直接就可以入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也还算是敬业。现在不行了,记者的采访稿,我一定要认真审核,改得花花绿绿的。很多时候,干脆将“采访”变成了“笔谈”,大家都轻松。去年遇到最离谱的事,我花了一晚上改记者的稿子,结果见报时还是原样,我的意见一个字也没有采纳。

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需要培育;记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间,要有一个默契,彼此都守住职业的边界。但现实状态是,职业素养正在销蚀。当然,这并不只存在于传媒人或者教授的群体中,整个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错位。

不说“俗事”,就说“雅事”吧。最近这些天,媒体在炒作北大一位保安出书,校长还为其作序。报道说他凭自学进了北大中文系,那不对,我们没有这个制度;他念的是北大的成人教育学院。据说北大保安不到500人,每年有近20人考取学位。很多人都对这则新闻动容,认为这是北大的“雅事”。但细想一下,如果保安进北大,就是为了听课、学习,在值勤的时候老打瞌睡,是不是也有些欠妥?香港同仁对此事的看法是:读书当然是好事,可你要读书,就请辞职。我身边的人则认为,人家保安读书不容易,服务不到位,情有可原,咱们就忍忍吧。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当今中国,官员读博,学生打工,教授走穴,老板讲课,好像是“全面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职业精神”在中国社会的严重剥落,已经掣肘了大学的教育及学术水准。我接触到的外国学者,普遍比中国教授敬业。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教了20多年的“初级汉语”,从没有因公事或私事停过一次课。我请他来中国开会或讲学,都是来去匆忙,讲完就走。我们劝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何必如此折腾。他说,老师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做学生的榜样。

不管是教授还是记者,或者是社会上其他人群,都需要维护自己职业的尊严,并建立职业精神。你可以有职业之外更高的追求,但不应该因此而“不敬业”。我们所有的“对话”,都应在坚持主业的前提下进行。我担忧的是,今日中国,无论时间安排还是工作报酬,很多人都是“主业”冷冷清清,“副业”热火朝天。

求解

无论大学还是媒体,都应该多些理想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先生有一句十分愤激的话:4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为什么?因为人到中年,容易趋于保守,而且懒惰、自私,阻碍社会进步。但是,我很伤心地发现,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比年长的还保守、还世故。有的学生竟说:“老师,你太天真了。”反而是不少七八十岁的人,很激动、很愤怒、很有反抗精神。

这是多么畸形的社会现象,七八十岁的人扛起理想主义的旗帜,五六十岁的人还在坚持奋斗,年轻人却成天宣扬“别太天真”。曾经有人向我抱怨,北大学生不懂人情世故。而我恰好认为,不太世故,正是北大学生可爱、或者说值得骄傲之处。如果北大学生一个个还没毕业就都像小官僚,这社会还有希望吗?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大学的这种价值取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人选择上大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谋份职业。他们对于专业好坏的判断标准,就是毕业后的薪酬。所以,中国大学里凭个人兴趣读书的不太多。在欧美发达国家,求学和求职是两回事,求学更多讲求个人兴趣,大学读什么专业,和将来要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说得不好听,今天很多中国大学的自我定位,近乎职业培训学校。这也就难怪,“象牙塔”变得如此躁动不安。

当然,这个社会的许多不良倾向,并不是凭一人之力、一己之言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作为大学或传媒、教授或记者,起码我们应该多一点理想主义,多几分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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