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

  从契诃夫到卡夫卡的过渡

  契诃夫是个６０后，７９级大学生，学医五年，８４届毕业。大学期间已经发表作品并获得名声。这一连串的说法，你听着亲切吧？不过，我说的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个６０后、７９级和８４届。用我们一百年之后在大学里的说法，契诃夫应该是被大家公认的校园才子，因为，在他经典的短篇小说里，举世闻名的三个名篇，是在大四那年发表的。那一年是１８８３年。

  我想说，１８８３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年头。这一年，２３岁的契诃夫写出了他的三个重要短篇：《一个文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以及《胖子和瘦子》；也是这一年，奥地利文学大师卡夫卡才刚刚出生。这一对父与子般从未相识的作家，自己也没想到，一个由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责任已经落在了他们的肩上。其实，他们都是以社会现实为创作基础的小说家，并没有刻意追求形式，而是以自己的洞见，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但他们敏锐的神经与深刻的思考，让后代作家们深感惊讶，不得不尊为祖师。

  就在年长的契诃夫在冷静客观的小说世界耕耘日久，身心疲惫，开始拿起温情的戏剧之笔的时候，年轻的卡夫卡刚刚睁大了他惊讶的眼睛，开始审视这个世界。如果说，契诃夫的小说还处在冷静的叹息阶段，那么，卡夫卡已经开始了挣扎的嚎叫。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同样的无奈世界。两个人在处理同样的底层世界的题材时，所不同在于，契诃夫始终以一个局外人的态度看待他的主人公，而卡夫卡早把自己看作是主人公了。当小说从“客观描述”过渡到“主观讲述”的时候，古典主义文学就基本上画上了句号，而现代文学在现代主义，也就是人的主观意识作用之下，作者开始走到前台与这个世界对话。此时此刻，现代文学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一样，开始蹒跚于两个世纪之交的阳光下。

  我之所以把契诃夫与卡夫卡两个不相识的作家纽结在一起，不光是因为他们相似的英年早逝，契诃夫活了４４岁，卡夫卡活了４１岁；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生活的时代，正是文学的转型期。虽然转型期的作家很多，但能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奠基人的也没几个。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我对契诃夫与卡夫卡的小说进行阅读比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让我吃惊的现象：契诃夫笔下的世界，正是卡夫卡真实生活的写照。也就是说，契诃夫预言了卡夫卡的时代，他笔下那些被批判、被讽刺、被挖苦的焦虑不安的小人物，在卡夫卡那里，都自己跳出来开始独白了。契诃夫的缺陷是对小人物怜悯很少，尤其对小市民很是刻薄。这样清高的作家视野其实让我们后辈的平民读者有些不爽。相比之下，卡夫卡与鲁迅的笔下，却多了一些对小人物的怜悯与同情。

  此时此刻，我倒觉得，契诃夫、卡夫卡、鲁迅这三位大师完全可以同日而语。他们之间的命运的巧合与重叠，容易让我进行联想。当契诃夫与卡夫卡排在一起时，是两个患肺结核的病人；当把契诃夫与鲁迅排列在一起时，他们俩又都是学医出身。而把他们三个人排列起来的时候，都是相当不长寿的人。这也许就是生活与文学大师的关系。这种关系让人恐怖，因为“天妒英才”在他们身上成为现实。

  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冷，从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冷，从契诃夫的小说也看到冷。伟大的作家都是为这个世界焦虑而不安的作家。尤其是契诃夫，他的冷既是他灵魂的温度，也是他小说的温度。这些皆来自于他们异于常人的洞察力。《法兰西组曲》和契诃夫传记的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认为，当契诃夫试图向托尔斯泰靠拢，想给小说来点暖意、想以宗教的亮光与道德的力量来关照世界的时候，他的创作就走入了失败之地。这就说明，契诃夫只相信他的洞见，对这个世界用直观的感受表现绝望时，他才得心应手。就在契诃夫小说对现实极度失望的时候，却把一腔的温情与希望寄托在他的戏剧世界。也就是说，他在小说里写的都是现实的无望，而他在戏剧里却一心向往着充满光明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