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伯父三伯母膝下有四子，在我关于童年的回忆中，这个由一老四青五对夫妻组成、儿孙满堂的大家庭，热热闹闹，吵吵嚷嚷，形同繁忙而快乐的乡村天堂，在这样的地方过个春节，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十多年前，他们分家之后，我第一次去探望伯父伯母，那种全然不同的伦理气象和生活细节，实在令我倍感别扭和凄凉。但是身处其中的公婆、儿媳以及孙子们，早已各得其所，活出另一种滋味了。

  其实哪里还容得我替三伯父三伯母感叹？他们是有意地分家，我家从三个儿女陆续远游求学那天起，也早已无意地分家了。按法规算，我所说的这个“我家”早已不存在，倒是我三四岁的侄子和外甥女“我家你家”的，算得门儿清——今天，我们竟形成了四户家庭，户均2.25人。

  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瓦解，小家庭模式正兴起。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家庭户数从2.77亿上升到3.51亿，增长27%，远远高于同期人口的增幅11.66%。与家庭户数增多同时发生的是户均人数的减少。1982年，户均人数为4.41，1990年减少到3.96，2000年更减到3.44，二十年间减少近一人之多——四世同堂只在书中得见，三人户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主流。“大家风范”荡然无存，处处都是“小家子气”。

  一家之中，几墙之隔，传统文化与西式文化便在这里拉锯、攻防、进退。三房两厅、90平米、小户型、单身公寓……看似有意无意的设计，看似柴米油盐的舞台，不料又是农业文明的家庭伦理与工业文明的家庭契约的战场，上演的是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史诗。

  《礼记》论建筑：“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这是提纲挈领。历朝历代政府也坚持为住宅形制作出详尽的规定：“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因为建筑形式体现、约束并形成这个社会的“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最后也便有了以“内外有别”、“尊卑有序”为特征的中国传统住宅。传统关于妻子的称谓，雅如“内子”，俗如“堂客”，无不带有浓厚的建筑学痕迹吧。

  传统的家庭伦理以“分家”为形式，以新式的城市住宅为形式，被分割、压缩到最小的单位：夫妻或夫妻加上一个未成年孩子的小家。在夫妻或夫妻与孩子之外的空间，“伦理”一天天败退，“契约”早已兵临城下。

  离家百米之外就不用多说了，那完全是一个冷酷而高效的契约社会。我这一代的兄弟姐妹，一年晤面一两次，短短时间里要兄仁弟悌并不难，但平日里天各一方，不在同一个屋檐下，谈何同气连枝？

  稍近处，比如说，走出门去，看见的不是父母和兄弟而是邻居。邻里之间的相处，是建立在房产证划定的界限之上的。即便是门内的空间，传统伦理也受到压制，家庭重心全面向子代转移，哪里还轮得到“父为子纲”？而孩子一旦过了法律规定的抚养监护年限，搬出去成一个新家，原有的家庭伦理关系就会大大松动。中国的传统社会伦理便相当于一个家庭伦理的放大版，家庭变了，社会也就跟着变。

  别忘了，我们还有更过分的，那就是无室无厅的、荡荡然一间通透的、可爱但没有任何伦理关系可言的单身公寓。若说小家子气，这是够小家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