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少女香奈儿》（Ｃｏｃｏ Ｂｅｆｏｒｅ Ｃｈａｎｅｌ）柯德利塔图手拿香烟的电影海报遭某些人投诉，结果电影发行商先把香烟擦去继而再移花接木换上一枝笔，有点患了“香烟过敏症”。事件叫我感兴趣的不是个别海报，而是，今时今日，到底何谓广告的定义，恐怕已不是那么明确了。

  电影海报毋庸置疑属于广告媒体，卫生署向电影发行商作出劝喻，依法论法，或者还勉强可以理解。当然，一旦涉及电影里的影像，禁绝烟草的做法便万万不能（电影毕竟不是公仔箱），除了创作自由，电影作为文化再现，有其历史情境，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不吸烟的香奈儿，就像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吸烟的鲁迅，不抽雪茄的捷古华拉。电影海报与电影创作不可混为一谈，这是起码的常识与共识。

  然而，我在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翻译及出版的《烟草版图》（Ｔｈ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Ａｔｌａｓ，原著由世界卫生组织出版），读到这段话：“烟草公司亦会安排一些不明显的广告宣传，例如在电影中展示吸烟镜头和烟草产品。”此话又说得没错。这不限于烟草商品。别说早年商品在电影中以不露痕迹的“插入式”手法影响观者潜意识的消费意欲，现在各种商品透过赞助一部电影，已可以名正言顺地亮相于电影镜头中。所以，完全把电影创作跟广告锐钩，又并不符合实情。

  所以说，创作归创作、广告归广告，这二分法乍听好像有理，实情是世事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模棱两可。我又举另一例：我特别爱欣赏书封面。像近日辞世的一代舞者碧娜·鲍许（Ｐｉｎａ Ｂａｕｓｃｈ）的一本中译传记，就是以她招牌式的“托烟”甫士为封面照的。近者如美国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死后出版的日记集Ｒｅｂｏｒｎ，黑白封面吸引人的除了是她的一双冷目，还有是她手指头夹着的一根幼烟。年前在纽约苏豪区一独立书店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近作，书封面吞云吐雾展示于橱窗中，立即拍下。

  此等封面的书籍，流动于书店橱窗，你说是不是广告？谢天谢地，我从来没听过有一宗投诉。以桑塔格的敏感，她不可能不知道她那姿态被拍下来的文化意涵。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写哲学家班雅明的著名文章《在土星的星象下》，一开始便描述他一九二七年一幅自拍照的神态：“他低着头，罩在上衣里的肩膀耸在耳际。他的拇指托住下颚，弯曲的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甚至可以说，香烟曾是不同世代、不同国籍，特别是欧洲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的标记，我实时想起的有卡缪、罗兰巴特、奇斯洛夫斯基、米兰·昆德拉等等。从文化角度看，这方面已经累积成极其丰富的图像，成了香烟的符号意义之一，其视觉渗透已超出广告范畴，不可简单回避、涂洗、禁绝。对此，控烟运动的唯一正确之道，是重新打一场符号形象战。

  所以，香烟的图像传播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伦理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美学问题。说回电影，《各位观众晚安》（Ｇｏｏｄ Ｎｉｇｈｔ Ｇｏｏｄ Ｌｕｃｋ；拍五十年代ＣＢＳ记者挑战麦卡锡主义）、苏德堡长篇巨作《哲古华拉》等固然“奉旨”吸烟“烟入汝眼”；单说港片，香烟的确曾缔造了许多经典镜头，如《英雄本色》中Ｍａｒｋ哥用银纸贴烟、《半支烟》中舒淇那半支烟半张脸的时光定格、《江湖告急》中两根香烟电光火石间在空中碰击的大特写，以至大部分的王家卫电影。从创作自由和研究来说，这些影像都不必避忌，甚至应为其书写文化史一笔。即使你憎透香烟，也不得不承认它一如恶之花在艺术中渗出过许多唯美与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