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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诗人赫尔曼:我从来就不是知识分子  
时间:2009-8-12 10:49:57  编辑: 来源:深圳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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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赫尔曼被认为是拉美同时代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游击战士,并在军事政变后经历了13 年的流亡生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受周恩来的邀请先后两次访华。今年4 月,他第三次来到中国,为的是“了解发生了什么”。

 

2009 年4 月10 日,79 岁的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来到北京。

 

4 月11 日,赫尔曼静静地走在天安门广场上。他和普通游客一样买票,没有优待。

 

 

50 年前,他曾受周恩来邀请,走上这高大的城墙。当时,他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再写诗了?周恩来回答,我从来没有写过诗。赫尔曼曾经校订过西班牙语版的毛泽东、周恩来诗集,他不明白这位总理为什么这么回答。

 

走在南池子大街上,赫尔曼问翻译于施洋:“现在的中国人怎么看毛?”

 

赫尔曼和中国结缘很深。1959-1964 年,他是新华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工资不高。赫尔曼回忆,1959 年北京杂技团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表演,他们代表新华社,邀请赫尔曼担任新华社驻当地记者。次年,赫尔曼随拉美记者团第一次来华。在40 多天里,他走访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几个城市。“当时的中国告别了饥饿、恐惧和落后的过去,人民热情高涨,满怀英雄主义的信仰,出现了很多英雄壮举,比如4 万个农民手工建造起巨大的堤坝。当然,那不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作出的唯一的丰功伟绩。”1964 年,赫尔曼第二次来到中国,要求重走长征路,获得有关方面的同意。“路上的一切深深震撼了我,到处充满革命的热情。”

 

2009 年4 月10 日22:35,赫尔曼飞抵北京,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从首都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从前沿途是农村,路边是种着庄稼的农田,肥料是人的粪便,一路的味道可想而知。现在,沿途都是高楼大厦。

 

当年,赫尔曼住在北京饭店。窗外的街上,15 个人推着没有汽油的装满货物的大卡车走。“那时,汽油短缺;现在,物质丰富,但是看不到以前的激情了,”赫尔曼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些东西是能看得出来的。说不定,能看到的就是实质的东西。”

 

此次中国行是赫尔曼获得2007 年塞万提斯文学奖——西语世界最高的文学奖项——的必修项目。获奖者除了获得90450 欧元(约合人民币100 万元)的奖金,还需在塞万提斯学院驻全球的分部中挑选几家,去亲临讲座,进行文化传播。赫尔曼挑选了新德里、北京、上海、马尼拉和东京这5座亚洲城市。“选择亚洲是因为我对亚洲了解不多。世界不仅仅是西方的。”

 

4 月14 日晚,赫尔曼在塞万提斯北京学院举办了名为《寂静的诗歌》的讲座,他用西班牙语朗读自己的诗歌。听不懂西班牙语,能体会的只是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每念一个词都费劲地拖着苍老的声音。他脸上的纹路深刻而清晰,手上青筋突起,像是一幅版画。他比照片上的样子疲倦、老态,也更深邃。

 

学院院长易玛如此介绍赫尔曼:“他是拉美同时代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一生是在独裁和流亡中度过的。他代表了更多的男性和女性。对他们来说,远离故土,已经成为他们的身份。谈到他,实际上就是谈到他为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所做的奋斗,他面对野蛮走过的人生道路,以及他为捍卫个人和集体记忆所做的不懈斗争。”

 

这就是赫尔曼。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内几乎没有对赫尔曼作品的中文译介的情况下,听众依然爆棚的原因。

 

北京大学研究生于施洋是国内最早翻译介绍赫尔曼生平的人。现在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胡安.赫尔曼的生平自述:我怎样成了社会主义者和诗人》,就是她翻译的。文章里写道,赫尔曼的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参加过1905 年俄国革命。为了躲避警察搜捕,1912 年全家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1930 年,赫尔曼出生在这里。“从小我就熟知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一切故事,街上画满涂鸦,我们小孩子收集巧克力的银色包装纸,以为这样可以融铅,为共和军造子弹。二战造成家里生计困窘,还带来之后的一切:1943 年政变、贝隆主义出台、1955 年政变。毫无疑问,那些年里多事之秋的社会环境锻炼了我们务实的态度。”

 

1945 年,15 岁的赫尔曼加入了阿根廷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 年,他和朋友创办了有着激进政治诉求的诗歌刊物《硬面包》。他还参与创建了阿根廷城市游击队,这是当时众多反对独裁政府的游击队中最重要的一支。由于赫尔曼同情古巴革命,批评阿根廷共产党,渐渐地,他脱离了游击队和“硬面包”。1970 年代,他被阿根廷反共联盟和城市游击队同时判处死刑,不容于双方阵营。1976 年阿根廷政变,赫尔曼不得不逃离祖国,流亡于罗马、马德里、马那瓜、巴黎、纽约。1976-1983 年间,阿根廷至少有1.5-3万人因遭到绑架、暗杀而“人间蒸发”。阿根廷臭名昭著的“肮脏战争”,指的就是这段迫害左翼人士的历史。

 

流亡期间,赫尔曼从未停止过斗争。1983 年12 月,阿根廷结束了军事独裁,但没有接纳赫尔曼。1985 年,联邦法官接受诉讼,调查并追捕赫尔曼。1986年2 月,法庭对赫尔曼进行过缺席审判。1988 年1月,联邦法庭修改判决,赫尔曼终于被允许回到阿根廷。此时,他已流亡13 年。

 

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赫尔曼有两个话题不愿提及。一个是儿子和儿媳的死。当年,赫尔曼20 岁的儿子和怀有7个月身孕的儿媳,被军政府从家中绑架,随后处决。1989 年,赫尔曼在一个河底的水泥桶里找到了儿子的遗骸。他为儿子写下《公开信》:告诉你或不告诉你我的痛苦/ 拥有你的或不拥有你的方式/ 改变那折磨你的热情仿佛/ 会使儿子平静地飞起来仿佛/ 那心碎神迷,声音,冷漠/ 将人与墙壁举起来/ 让你那温柔恐惧的脸/ 狂乱而暴怒,再见吧,心肝。

 

在赫尔曼的中国行程中,太太马拉陪着他。马拉就是赫尔曼口中那位支持他走过艰难岁月的“伟大女人”。马拉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比赫尔曼小10 多岁。她1970 年代也曾投身革命,遭到迫害后,和前夫去了墨西哥。1983 年,她只身回到阿根廷,在朋友聚会上结识赫尔曼,一见钟情。

 

赫尔曼戏称两人是“小便情人”,因为他们是在聚会时的厕所过道上攀谈相熟的。此后,赫尔曼便和马拉定居墨西哥。于施洋说,赫尔曼很依赖马拉,马拉则称呼赫尔曼为“小胡安”。

 

于施洋是北大西语系教授赵振江的学生,曾翻译过赫尔曼创作于1962 年的诗集《戈探—反写的探戈》,现正在翻译赫尔曼创作于2001-2004 年的诗集《往环致敬》。“赫尔曼的新作比旧作更生活”,于施洋说在新诗中,赫尔曼常常写到家庭生活的题材,比如马拉撒下的面包屑,“只一个小时,法国面包就在她手下欢快地飞舞”;他写辣椒,写从沃尔玛买来的便宜的虾;他为马拉写下只有两句的《时光》:“我只爱你一次,每次爱你都是第一次”。

 

在墨西哥城,赫尔曼和马拉深居简出,住在一栋150 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车。赫尔曼不爱接受媒体采访,常给两份报纸写专栏,其中一份是著名的《第十二页》。

 

4 月15 日上午,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赫尔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说他将在今年8 月再来中国,参加青海国际诗歌节,接受第一届金藏羚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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